恪守代理边界：论审查员电话沟通中的权责分野与IPR的认知谬误

在专利审查实务中，代理人与审查员的非正式电话沟通，往往成为检验IPR（知识产权专员）专业素养与代理权责边界的试金石。近期代理人A遭遇的场景颇具代表性：审查员就某未发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申请文件致电，指出权利要求1不具创造性，但从属权利要求3、4符合授权条件，建议通过主动修改将从权3或4合并至独权1以加速授权。然而，当代理人A如实转达该意见后，IPR却厉声质疑其未在电话中主动争辩独权1的创造性——此质疑不仅暴露了IPR对代理行为本质的认知错位，更折射出其对专利审查规则与实务操作的深层无知。

一、擅自争辩属越权代理，IPR的质责违背代理行为本质

专利代理的本质是“有权代理”，代理人的每一项专业行为都必须以申请人（或IPR代表的申请人意志）为唯一依据，任何脱离授权的主观决断，本质上都是对申请人利益的潜在侵害。IPR要求代理人A在未将审查员的意见如实转达之前当场争辩独权1的创造性，实则是将自身的认知懒惰转嫁为代理人的越权风险，其谬误性可从以下风险维度清晰印证：

其一，擅自争辩可能因“禁止反悔原则”损害申请人利益。专利审查中的“禁止反悔原则”是申请人维权的重要边界，代理人若在未与IPR核验的情况下擅自提出争辩观点，极可能因论点疏漏损害申请人后续权益。譬如代理人A若贸然提出3项争辩理由，其中某项理由可能与申请人后续欲主张的技术秘密冲突，或与申请文件中其他技术特征的解释矛盾——此时代理人的“主动”，实则是为申请人未来的侵权抗辩或无效应对预设“权利陷阱”，而这一切皆源于IPR对“禁止反悔”规则的漠视。

其二，擅自争辩易偏离申请人的技术诉求核心。代理人对技术方案的理解，始终基于申请人提供的背景信息与交底材料，而IPR作为申请人利益的直接代表，更清楚技术研发的初衷与核心突破点。例如，申请人研发该技术的核心目标是解决“高温环境下的稳定性问题”（对应权利要求1的特征1），但A若未沟通便向审查员强调“结构简化优势”（对应特征2），不仅无法说服审查员，更可能让审查员形成“权利要求1的创新点仅为常规结构优化”的固化认知，后续即便IPR补充核心论点，也需额外消解前期不当主张的负面影响。IPR要求。代理人A在未知核心诉求时争辩，本质是将“技术理解偏差”的风险转嫁为代理责任。

其三，论点疏漏错失最优抗辩机会。一项技术方案的创造性论证往往需要多维度支撑，代理人在电话沟通的短暂时间内，若未与IPR确认完整的争辩逻辑，很可能遗漏关键理由。比如IPR掌握该领域的行业标准文件可佐证独权1的非显而易见性，而代理人因未获知该信息，仅能提出3项常规理由，导致核心论据缺失——这种“半截子争辩”不仅无法改变审查员观点，反而可能让审查员认为申请人缺乏充分的创造性证据，最终错失“一次沟通定方向”的有利时机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IPR的这一要求完全无视申请人的授权需求差异。部分申请人对专利保护范围的诉求低于对授权效率的期待，若代理人贸然争辩导致审查员放弃“主动修改授权”的提议，转而下发审查意见通知书，即便后续答复仍能授权，授权周期也将延长——这种因IPR的主观臆断导致的效率损耗，本质上是对申请人商业利益的不负责任。

二、争辩缺乏客观事实基础，IPR的质责罔顾审查实务规则

专利审查中，创造性评价的核心依据是“对比文件+技术启示”，脱离对比文件的争辩如同“无的放矢”。IPR要求代理人在电话中“即时争辩”争辩独权1的创造性，实则是罔顾审查实务的客观规律，暴露其对审查流程的专业认知缺失：

一方面，审查员在非正式电话沟通中，审查员通常不提供对比文件。根据《专利审查指南》，审查意见通知书需载明“对比文件名称、公开日、相关技术方案，以及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具体理由”，这是代理人展开争辩的“事实依据”。而电话沟通多属“前置协商”，审查员仅会告知“结论”（如无创造性），不会同步提供对比文件——既不会说明是“一篇对比文件结合公知常识”，也不会指出“哪项技术特征被现有技术公开”。此时争辩如同“无靶之箭”：代理人既无法判断审查员是否遗漏了权利要求1的关键区别特征，也无法论证“区别特征带来的预料之外技术效果”，即便强行争辩，也只能陷入“你说无创造性，我说有创造性”的空泛对峙，毫无实质意义。IPR要求A在“无对比文件”的前提下争辩，实则是对审查规则的无知。

另一方面，即便电话中提供对比文件，代理人也无时间完成基础分析。对比文件的分析绝非“听名称就能判断”——需核对其技术领域是否与本申请接近、公开的技术方案是否真正覆盖权利要求1的技术特征、区别特征是否属于“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常规选择”，甚至需检索该对比文件的同族专利、引证文献，以确认其公开范围。这些工作至少需要若干工作日，而审查员的电话沟通通常仅持续5-10分钟，代理人连“看完对比文件全文”的时间都不具备，更遑论形成有说服力的争辩观点。例如，审查员电话中提及“对比文件1公开了类似结构”，但未说明是“权利要求1的特征A还是特征B”，代理人若当场争辩“特征A未被公开”，后续发现对比文件1实则公开了特征B而非A，前期争辩反而会让审查员质疑代理人的专业能力。IPR要求A“即时争辩”，本质是对代理工作专业性的漠视。

三、IPR的质责暴露其自身失职，而非代理人的履职缺陷

深究IPR对A的苛责，实则折射出其自身在专利管理中的两处失职：一是混淆“代理职责”与“IPR职责”，二是忽视“前置沟通”的重要性。​

从职责边界看，IPR的核心角色是“衔接申请人与代理人”——需向代理人明确申请人的技术诉求（如核心创新点）、授权策略（如保范围还是保速度）、风险承受度（如是否接受缩小范围），而非将“决策责任”推给代理人。本案中，若IPR在申请提交前便与A明确“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不可让步，需全力争辩创造性”，或在A转达审查员意见后第一时间反馈“请向审查员索取对比文件，我们准备争辩”，均属合理履职。但IPR却跳过“自身决策与指示”的环节，直接苛责代理人“未主动争辩”，本质是将“自身未提前明确诉求、未及时给出指示”的失职，转化为对代理人的无端指责。​

从实务流程看，IPR应理解“电话沟通的核心价值是‘信息传递’而非‘争议解决’”。审查员主动电话沟通，实则是给予申请人“快速授权”的便利通道——若接受合并从权，可省去正式审查意见的流转时间；若不接受，也可通过后续书面答复展开争辩。代理人在电话中“不争辩、只转达”，正是为了保留申请人的“选择权”：既不放弃“快速授权”的可能，也不提前锁定“争辩方向”。IPR若真重视权利要求1的创造性，更应在A转达后立即启动“内部评估”——协调技术人员分析对比文件（若后续索取到）、确认争辩策略，而非倒推指责代理人“未当场争辩”。这种“事后苛求”，实则是IPR自身缺乏实务经验、规避自身责任的表现。

结语​

专利代理的价值，在于“以专业能力执行申请人的决策”，而非“超越授权擅自决策”。代理人A在电话审查意见中的克制，既是对“禁止越权”代理原则的恪守，也是对申请人利益的审慎保护——他保留了申请人对“授权策略、争辩方向”的最终决定权，也为后续可能的争辩预留了事实与时间基础。反观IPR的质疑，既违背了代理关系的本质，也罔顾了专利审查的实务规则，更暴露了自身职责履行的缺失。唯有厘清“代理人传声、申请人决策、IPR衔接”的角色边界，才能真正实现专利代理的合规与高效，而非陷入“苛责代理人、忽视自身失职”的误区。